[4] 关于郭象思想和向秀思想的关系 有人进行了比较,指出:竹林期向秀的思想正是正始期王弼‘贵无向元康期郭象‘崇有的过渡。
现代人从朱子的思想可以学到什么东西?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我想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初步了解朱子学的意义。所谓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就是指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对于人生价值的阐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合乎时代需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传统价值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外围文化建设。

当然,文化传承自身也有其独立的意义,特别是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而言,传承非常重要。唐以后的儒家特别是宋代的道学又形成了一种道统的意识,使得后来儒家以传承发扬中国文化的经典和维护华夏文化的生命为神圣的使命。作为修身之要,把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作为处事之要,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认为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1175年,朱熹46岁时,曾和另一个有名的学者陆九渊,在江西鹅湖寺举行学术辩论,这是南宋思想史上一次有名的事件。
惩忿窒欲出于周易损卦,迁善改过出于周易益卦,北宋周敦颐在通书中最早把这两句连在一起。与道心相对的人心是指人的自然欲望,而与天理相对待的人欲是指人心中那些违背公共原则的私欲。王夫之继承了罗钦顺、王廷相等人的传统,在批判王守仁心学的同时,对朱熹哲学体系进行了彻底清算。
王夫之的体用说从唯物主义立场真正解决了这个矛盾。一方面,以理治欲,欲从其理。他说:凡言体用,初非二致。因此,气是真正的本体,也就是真正的实有。
王夫之不可能脱离他那个时代和阶级,他的人性论学说只能如此。因此,其所谓知既不是知,而行也不是行,如果知惆然若有所见,那么行则确乎其非行,实则以知为行。

[180] 这是王夫之的知行学说同朱熹、王守仁的一个主要区别。他虽然保留了很大的灵活性,但其基本思想是把理气、道器统一起来,反对离气而言理,从而坚持了气一元论哲学。[13]《孟子·告子上》,《读四书大全说》卷十。就人道而言,人有仁义等社会属性,这是动物根本没有的。
但他所讨论的哲学问题,主要是围绕朱熹哲学体系而展开的。知或疏而觉则必亲,觉者隐而知则能显。朱熹说,必有理而后有物,王夫之明确指出:造化流行之所至,理必至之。君子之学,仰事天,俯治物,臣以事君,子以事父,内以定好恶之贞淫,外以感民物之应违[172],即在应事接物的践履过程中去学,在日常人伦物理之中,在参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实际活动中去学。
非若异端孤守一己之微明,离理气以为道德。[24]《大有》,《周易外传》卷二。

他不仅从性和形,而且从天道和人道的关系上,区分了人和动物,从而肯定了人所特有的社会性(当然,王夫之所理解的社会性,同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性有很大区别)。[144]《正蒙注·大心篇》。
善言体用者,必不判然离析之。在这个问题上,他从唯物主义一元论出发,提出了著名的能、所理论,把他的认识论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他说:而方格致之始,固事在求知,亦终不似俗儒之记诵讲解以为格物,异端之面壁观心以为致知,乃判然置行于他日,而姑少待之也。是故心者即目之内景,耳之内牖,貌之内镜,言之内钥也。[79] 他认为,性之仁心是体,灵明之心是用,后者是表现前者的。第二,他所说的体是指规律而不是精神本体。
[155] 所谓质测之学,就是近代实验科学反复参详,彼此交尽,其认理气为一物,盖有得乎明道先生之言。
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因为这种方法不仅不能认识客观事物,即使与吾心之知亦了不相干。
[109]《答薜君采论性书》,《王氏家藏集》卷三十三。因此,人物皆有灵性,气质合而灵者,性之所由得也[114]。
王廷相所说,则基本上克服了朱熹学说中的唯心主义观点。二气感化,群象显设,天地万物所由以生也,非实体乎?是故即其象,又称曰有。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也。但是薛瑄又接受了朱熹的气有聚散,理无聚散的说法,表现了很大的不彻底性,这一点受到罗钦顺的批评。
[126] 他重视并强调知觉在认识中的作用,这一点批判地吸收了朱熹思想,而同心学一派觉则我大物小的说法是不同的。在理气问题上,他坚持理气为一,批判了理主宰气的理学思想。
他举例说:世有闭户而学操舟之术者,何以舵,何以招,何以橹,何以帆,何以引窄,乃罔不讲而预也,及夫出而试诸山溪之滥,大者风水夺其能,次者滩漩汩其智,其不缘而败者几希。离气言性,则性无处所,与虚同归。
罗钦顺以性论体用,他否定了心本体,却把性说成不可改变的定理,是太极之本然。这就同朱熹的太极生阴阳,理生气的说法,有了根本区别。
但另一方面,他也反对以气为性的思想,而主张性即生之理。罗钦顺和其他唯物主义者一样,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般的科学的物质概念,他所说的气还只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但这是一切朴素唯物主义者所不能避免的。因而推其生生之序,明一本之散为万殊也。但是,他又把格物致知同心性修养混为一谈,把事物之理和心中之理混为一谈,这样的内外交尽,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的认识。
他说: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蔽,惟理独不朽。夫人之有欲,固出于天,盖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当然而不可易者。
但宋儒天包地外,大气举地的说法却有相对的真理性。而造化之元机,实未尝泯。
这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态度,把认识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因而是正确的。[118] 他也承认,顺着人心发展,就会强者得志而弱者困穷,甚至造成争夺、恣杀,以致灭其天性而与禽兽无别。